Case Study: Zheng Jingkang’s career 1922-1965

photo collection of Zheng Jingkang is collect/edit by GaoChu from all the ducuments about him, as Zheng Burned all his negetives&vintage prints in 1972 during The Great Culture Revolution.

An interview with WeiYuanli, ZhangMei, ChenBo, YuanYiping by GaoChu, 2010.4-2010.8, Beijing

With Many Thanks to Mr.Yang Enpu for his contribution for Red Years: Exhibition of Photographs by  Zheng Jingkang (Macao Museum, 2009)

郑景康,广东中山人,郑观应之子,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摄影大师之一。1904年生,曾就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,课余兼习摄影。1929年成为专业摄影工作者。1930年在香港开设景康摄影室,擅摄人像,兼拍风光、人民生活及新闻照片。1934年在北平(今北京)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,是中国较早举办个人影展的摄影家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从香港到武汉,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,拍摄了大量有关抗日救亡活动和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,曾赴台儿庄战役前线作摄影报道。1940年底赴延安,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等单位工作,拍摄了大量反映党中央和边区军民革命斗争、生产建设的珍贵照片。 1942年起,在延安开办摄影训练班,培养了大批革命的摄影工作者。同年,作为摄影界代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,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开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摄影工作等重要意见,并举办个人摄影展览。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先后在《晋察冀画报》、《山东画报》、《东北画报》担任摄影记者和报社领导工作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、新华通讯社人像室主任、摄影部研究员、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等职。1978年病逝。

卫元理《漫记郑景康》:“1934年春,郑景康从上海到北平。11月1日,他在北平举行首次个人影展,展出作品一百余幅,内容分为风光、花卉、戏剧、民俗四个部分。这次展览受到热烈欢迎。原计划从1日到7日展出一周,后来应爱好者的要求,不得不从8日起延展一星期。11月6日《北平晨报》发表题为《介绍名闻南国的摄影家——郑景康个人影展》的署名文章,写道‘几年前中国摄影犹在萌芽的时候,已闻得郑景康君的名字,江南的友好们,交相称赞郑君的作品,取经,立意与黑房技术已登峰造极,且誉为不可多得之材。赞其作品‘对取光、布局极有心得,尤以取材之佳,为难得可贵。’11月14日,该报在‘畸人传’的栏目内,又刊登一篇题为《一个可爱的摄影家》的文章,介绍郑景康的事迹和艺术,再次称扬他是‘名闻南国的大摄影家’。这次影展还受到了美术家的赞许。对许多具体作品的评论,花卉作品如《虢国淡妆》、《幽兰》等,‘有得其荣而得其神之妙’;风光作品如《白松山径》等,‘尽是国画的布局,国画的韵味’;戏曲剧照如《醉酒》、《法门寺》等,‘最足传神’;民俗作品如《残废者之挣扎》、《力的微笑》等,‘表现出劳动者之生涯’。”

郑景康《在时代上的需要从学影谈到宣传》:外国人从照片上(大多是他们所拍的)看到的中国人,都是缠足女人,留着豚毛辫子的懦弱书生,容貌憔悴的女工,苦容满面生气毫无的劳动者,不文明的服装,无趣味的生活等等。我们应该负有竭力做点宣传中国美丽的使命,我们要把中国的名胜从美感的镜头上,骄豪地表现出来,我们要把中国历史上色泽犹新的建筑古迹、古物及富有东方美的风景,以美妙的章法宣扬出来,我们要把中国的诚朴可风的民俗,在欢悦中拍摄成相片,我们更要把中国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征派戏剧,民间的巧妙的手艺,留影在相片上,以散布到欧美人士的脑海中,纠正他们往日的错误印象。载于1934年12月18日《北平晨报》

记者:郑景康在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工作期间拍摄了哪些作品?他在国统区有什么见闻和感受吗?

卫元理:他在国际宣传处,处长是曾虚白,上级领导人为董显光。在抗日战争时期,国际宣传处作为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的机构,任务就是对外宣传并接待外国记者。国际宣传处的外宣内容分文字和摄影两部分,有文字材料的介绍;另外就是图片,用摄影向外发布中国军民抗日的情况。

他告诉我,当时摄影室初建,他是主任,其实就他一个人,后来才增加了一个人。他在国际宣传处的时候,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,亚洲主要是中国跟日本之间的战争,在欧洲主要是希特勒对其他国家的战争。那个时候中国尽量地扩大抗日战争的宣传,争取国际支持,希望能获得其他国家在经济、军事各方面对中国抗战的援助。所以他接待了一些去前线拍照的欧美记者,郑景康也跟他们一起去拍照、去采访。郑景康能感觉到,国民党把欧美记者当成老爷,而对自己的采访活动却很多限制,所以他很气愤。他后来离开就是因为他觉得限制太多,拍不到真正有意义的照片,即使上前线也拍不到好照片。[1]

所以他在武汉也没待多长,武汉失守以后,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,他也随国际宣传处转移到了重庆。不久他辞职离开了国际宣传处。[2]


[1] 郑景康自传(1956年8月22日写作):“……经漫画宣传队介绍,并曾在台儿庄试拍后,正式参加该处工作(摄影室主任)。当时我是抱着极大的热情的,希望能够多拍一些东西作对外宣传,但我发现他们的要求却是另外一回事。……(在对外国记者采访时)他们不希望和不愿意我拍有意义的东西。最明显的是黄河决堤时对花园口的采访,(我当时不知道是谁决的堤)我要求采访,该处负责人董显光和曾虚白不同意,他们完全靠外国记者,并说已经有外国记者拍了,我们自己就可以不必拍。最后经力争才能够去采访。我逐渐了解他们的意图和对工作人员的要求,同时使我不满的是他们的外交政策,在他们看来“什么东西都是外国的好”。武汉撤退后至衡山转重庆,我认为在这种环境中我干不下去,我想不干,但是干什么呢?”

[2] 郑景康自传:“……我之所以选择摄影为专业,是因为摄影能达到真实的反映现实,它易于接近群众和为群众所信赖。它的关键问题是在于什么人掌握照像机,拍些什么,和如何拍法。我不满于‘外国人’所拍的东西,我认为是歪曲了真实,也是故意找毛病来表现中国的野蛮和落后,如果单纯认为是‘猎奇’,是接触不到问题的本质的。我在小学时就有‘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拍出一些能真正介绍中国的东西呢?’的想法。以后我是逐渐的走上这条道路。但我在旧社会里是到处碰到困难的。首先是认为照相是没有出息的,他们认为走上资产阶级是唯一的道路。我是收到嘲笑和非难。另外,当时搞摄影的也有一些人,如林泽苍等,他们搞了一个中国摄影学会,出版画报,卖明星照片,他们以摄影而谋利,并不是真正的使摄影如何为社会服务。当然,这个摄影学会对摄影师起了一定的作用的。另外有一些摄影记者,这些记者是服从报刊的需要,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,自己很少有决定权。最后一种就是以迎合资产阶级的附庸风雅的旨意,歪曲了摄影的特性,把摄影当作资产阶级帮闲的工具,郎静山就是这一类中的典型人物,所以始终跟着他们走。我始终认为摄影首先应该忠实的反映真实生活,秉着它因(应)有的特性,恰到好处的表达出事物的精神和本质,(当然是通过外形来结合,来表达),应该是 ‘相机立断,一气呵成’,而不是回家以后把所拍的东西东拼西凑的来一个美其名为‘集锦’的创作。”

 

此条目发表在Case Study, Chinese Photography History分类目录。将固定链接加入收藏夹。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